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龙眼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菠萝蜜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党参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木瓜
年,整个清代唯一的河南状元、历任多地封疆大吏的吴其濬出版了一套《植物名实图考》。这部38卷的皇皇巨著,记述植物12大类种,分布于19个省,比《本草纲目》还多余种。其中,他拿出整整一卷的篇幅,介绍了广东的花草树木,当中不少是由海外而来的“洋种”。经由这部被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珍贵古代文献,我们可以一睹花城广州在约一个半世纪以前丰富的花景,也可从一个侧面,获知广州与世界交往的情形。
一出版就被各国争相翻译
《植物名实图考》的写作在~年的5年内完成,但它是吴其濬多年生活、学术积累的成果,其资料搜集之艰辛,非寻常著录可比。而其能顺利完成,除了吴其濬个人的能力、见识,也与他宦游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密切相关。
吴其濬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父兄皆为进士,母亲许氏为翰林院庶吉士许家齐之女,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正统教育。年,他高中状元,轰动全省。之后他的致仕之路可称顺畅,曾经当过翰林院修撰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湖北、江西学政,湖广、云贵、福建、山西等地的总督或巡抚。他充分利用了每一次的调任,走遍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组织医生、药工、画师共同工作,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研究考证,绘制成图。经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累,终于完成了《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首次以“植物”命名的专著,并且收载植物最多。它突破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植物学著作偏重于实用,特别是药用和食用的局限,努力尝试以纯粹“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研究植物,如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并记载了那些尚未发现其功用的植物,堪称一个突出的例外,并使其成为具有近代植物学意义的著作,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植物学的内容。它所载的植物比《本草纲目》还多余种,其精工绘制的图谱更是弥补了《本草纲目》绘图的不足。它还将过去本草书几乎不涉及的云贵边地草木大量收入,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
这部书对植物分类学、生药生态学、药物治疗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刊行问世后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医药学界的高度重视,德国、日本、美国很快就先后翻译此书。此外,中外不少植物志、植物图鉴的编写都参考了该书。
强调科学性价值特别高
年,吴其濬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这前后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父子三人供职于朝廷,极为荣耀。
年秋,吴其濬的父亲礼部右侍郎吴烜病逝于北京。吴其濬与胞兄兵部右侍郎吴其彦一道奉柩归里,将父亲安葬于家乡固始县高庙集之东南。从此吴其濬丁忧在家,这一年他34岁。第二年,他在距县城五里的河东买田,“于堤上种桃八百株,栽柳三千树”,创建了一个植物实验园,取名“东墅”。长期在此读书著述,潜心研究植物。他在这里居住了8年,博览群书之余,也进行了大量的实物观测,特别是借机对家乡的各种植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著作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和框架,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丁忧结束之后,吴其濬重新出仕,历任京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其素材积累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植物名实图考》卷30中记录的广东植物,就是他长期潜心用力的成果。
华南农大农史研究室教授魏露苓和硕士研究生周凯欣曾著专文《吴其濬中的广东花卉》,对吴其濬笔下的广东花景进行了梳理。他们指出,吴其濬笔下的广东植物,有作者亲见,有纠正前人之误。它既有不少引经据典的地方,也不乏作者本人的发现,只记录植物性状、特点、用途等内容,不涉荒诞传说,因此价值远高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植物学著作。
比如粤人非常熟悉的木棉,之前很多著作,包括《本草纲目》在内,都将之与纤维作物棉花(古称“吉贝”)混作一谈。吴其濬通过询问本地人得知,广州常见的木棉树,俗名“攀枝花”,并不用于纺织,于是他写道:“李时珍……亦考之未审”。
又如“铁树”(书中所指并非现今常说的“苏铁”,而是龙舌兰科的朱蕉),吴其濬特别提到它的药用价值:“铁树治痢证有神效,广西土医用之。”这是建立在他调查研究基础上,加以著录的新发现。
当然吴其濬的著作中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他将岭南常见的马樱丹误作龙船花。
对广东外来物种着墨颇多
魏露苓、周凯欣指出,《植物名实图考》中记录的广东植物,近半数为海外引进物种,“反映了广东古代海外交往中外来物种的引进与栽培成功之处”。
广州花卉盛景,一度以素馨为最。这种“移植于南海”的花卉,填补了岭南本土少香花的不足。《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瓶中,经信宿以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可见作者对其加工、销售和日用是非常熟悉的。
他对时下的“网红”花卉也多有记述,如紫荆花“花如杜鹃,叶作两歧,树高丈余,浓阴茂密,经冬不凋……”;凤凰木“《岭南杂记》金凤花色如凤,心吐黄丝,叶类槐。余在七星岩见之”(金凤花为凤凰木的一个黄花品种);刺桐“广东遍地生,移植北地,亦易繁衍。京师以其长须下垂,如垂丝海棠,呼为洋海棠。其茎中空,冬月密室藏之,春深生叶。插枝亦活”;夹竹桃“南方花有北地所无者,阇提、茉莉、俱那异,皆出西域。盛传闽中枸那卫即俱那异,夹竹桃也”;朱顶红“产广东,又名吕宋玉簪,叶如射干叶,花六瓣,深红黄蕊,似山丹而瓣圆大”,等等。此外对原产澳大利亚、夏威夷、南非、巴西等地的西番莲,原产西亚、非洲等地的芦荟,也都有精细的描写。
魏露苓、周凯欣认为,《植物名实图考》将广东地区众多的外来植物集中在同一卷进行详尽研究,在中国古农书中前所未见。北魏名著《齐民要术》也曾专门记述非中国原产的植物,但范围仅限于今越南、粟特(今阿姆河、锡尔河一带)、日本、斯调国(今斯里兰卡或印尼爪哇岛东南一带)等地。而《植物名实图考》由于作者行迹广泛,且因时代变化外来物种范围、种类增加,涉及的物种遍及亚洲、非洲和“新大陆”。
广东自古以来就是对外通商口岸,到清代更长期享有一口通商之利。物种的交流经由这个窗口进出,是非常自然的事。中国本土的许多特产植物,也是从广州启航,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位出生、成长在中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可以被广东的外来物种深深吸引,可见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放眼光,同时也证明这些植物在广东的种植已经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