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一过，腊月很快来临，古代腊月最大的活动是腊祭，腊祭是年终辞旧迎新之际与祖灵、天神沟通的岁时仪式。在岁时的转接点上，依赖族群生活的人们自然要以祭祖的方式，强化族群的认同；同时对民生所系的诸神进行礼敬。腊祭在古代社会是一项严肃的活动，腊祭之前要清场，即行傩驱疫。这样腊月的节仪有三项内容:驱鬼、送神、祭祖。这三项活动集中腊日期间进行，腊日的时间在古代不太确定，汉代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后代有变化，它大致在夏历年的最末月的月初或月末，如果要确定时间点的话，它大概在腊月初八或腊月二十三四。这也就是将夏历十二月称为腊月的由来。腊祭时有送有接，送天神归界，接祖先回家。祭送的天神中有一位就是灶神。
灶神在开始地位并不显赫,但由于其神职的特殊，它在民间岁末祭仪中，逐渐成为主要角色。后代以“祀灶”活动替代了腊祭仪礼。本为乡邦典祀的祀灶仪礼，在其作民俗扩张的同时，灶神神格也发生了变化，神秘严肃的灶神演变为上天派往民间的耳目。人们祭祀他，又调侃他。民间祀灶态度的变化，映射着民众精神的变化，民间信仰经历了由上古复杂、神圣到中古近代简约、实用的重大变迁。
神是人的精神创造，人们对关系民生日用的事物，往往有特殊的情感，在神灵信仰浓郁的上古时代,人们自然将它们奉为神明。民以食为天，灶是烹饪食物的专门场所，如《释名》所说：灶，造也，创食物也。生冷的食料要变成香浓的食品，离不开灶火的煎煮熏烤。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炊事灶具，古史有“黄帝作釜甑”的传说,这一传说在考古上得到了印证,据宝鸡福临堡仰韶遗址发掘报告,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就有了构思精巧的釜灶，双釜与灶连体,且共一个火门，灶顶设有八个排烟孔（《宝鸡福临堡遗址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6）。我们乡村沿用的炊灶形制在汉代已广泛流行。从原始石烤到“瓦鬲煮食”，再到釜鼎烹调，灶火之功煌煌。因此出现灶神，以及将灶神视作居家火神，就非常合乎当时人的心理实际，“炎帝作火，死而为灶神”（《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淮南子》）。灶神在先秦列为五祀（或七祀）之一，关于五祀的起源与具体名目历史上存在着歧见，根据礼学权威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看法，五祀，殷商时已出现，“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曲礼》注）。荆门包山战国楚墓中出土有五祀的神牌，在五块小木牌上，分别写有室、门、户、行、灶五字，显然这是墓主生前的信仰。五祀在古代是时空结合的祭礼，它依照星象天时，以族群聚居的居室为神灵分布的空间范围，根据五行原则，将其与五方四时结合，春祭户，夏祭灶，秋祭门，冬祭行（一为“井”），季夏祭中霤。
红陶釜灶仰韶文化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在五行生克图式中，夏季旺相属火，火神是夏之主神。由于灶与火的密切关系，因此在先秦的岁时祭仪中，夏季主祀灶神。夏季祀灶偏重在火的自然属性，从后世的民族志资料中，我们很容易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先秦灶神祭祀以夏日为主。但并不是说只在夏季，年终腊祭中很早就包含了祭灶的内容，所谓“腊祭先祖五祀”。年终祭祀五神，固然有岁末总祭季节神的意味，但对于与火祭有关的灶神祭祀来说，它还有着与夏日祀灶相关的特定意义。在观象授时的先秦时代，人们根据星象测定时气，大火（心宿二）曾是寒暑时节变化的重要标志，“火中，寒暑乃退”（《左传?昭公三年王正月》）。人们以大火旦中，即清晨心宿二出现于南方中天确定为季冬，寒冬将逝；以大火昏中，即黄昏时心宿二出现于南方中天确定季夏，炎夏趋凉。在阴阳二气盛极而衰的关键时段，人们举行岁时祭祀星神的仪式，以实现天人的沟通，求得人事的顺遂。这就是夏冬两季祀灶的原义。从后世祭灶习俗的时间与内容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原始星神祭祀的遗痕。夏季祀灶的时间在六月初至二十四日，冬季在十二月初至二十四日。夏冬祭仪在时间上有着对应关系，它明显地体现了与星象的关联。彝族保存了一套古老的历法，一年有两个新年，一在六月，一在十二月。它以斗柄（北斗七星杓柄状的三星）直指上或直指下为准，上指十二月节，下指六月节。六月为星回节，俗称火把节。云南彝族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前举行祭灶礼，咏颂祭火词，说：火是衣食火，火是人魂窝。“今天来祭火，火光永不灭，大火明朗朗，火光象日月；火神藏家中，人畜得安宁。”（刘辉豪《祭火》刊于《云南民俗集刊》第3辑）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然祀灶，但不如夏祀热闹；部分汉族地区也有夏冬两祀，清代苏州一带，夏季祀灶的时间在六月四日及二十四日，冬季祀灶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不过东汉以后，由于历法的调整及人们信仰态度的变化，夏季祀灶习俗逐渐淡化，其中部分祀灶习俗转移到腊日，腊日祭灶成为年终祭仪的重头戏。从民俗志资料看，腊月祀灶的风习遍布全国，祀灶的时间北方一般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大都在二十四日。
祀灶祭仪由夏祀转为冬祀,它不只是时间的变化，灶神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除少数地区仍将灶神视作火神外，大多数民众已不清楚灶神的本来面目。汉代后期，腊日祀灶风习渐浓。由于人们缺乏对冬季祀灶与天文星象间联系的了解，于是产生了对腊日祀灶的新解释。《荆楚岁时记》引述了一则汉人祀灶的传说，汉宣帝时，南阳人阴子方性情仁孝，腊日晨炊，见到灶神，他赶忙礼拜，将家里的一只黄狗当作黄羊献祭。从此阴家“世蒙其福”。阴家祭灶致福，引得俗人的纷纷仿效。由这则传说看，汉末腊日祀灶已为民俗所尚，此时的祀灶祭品已由过去夏季祀灶的犬祭变化为黄羊之祭。阴氏仓促间以犬代羊，实则是合了祭灶的古意。祭灶牺牲的变化与岁时伏腊的时祭有着密切的联系，伏日磔犬，腊日祭羊，是秦汉旧俗，祀灶由夏转向冬腊，自然要与时令祭品相合。
阴子方见到了灶神，灶神是何形象，没有交待。从古代文献记录看，灶神形象有男有女，灶神在历史上有多种名号，除一般通称灶神外，民间还习称灶君、灶王、司命、老妇等。先秦祭灶有祭火神，也有祭老妇。一般来说，炊事由妇女操持，由炊事而起的信仰应该有女性的成分，先秦的先炊之神，就是一女性神。所以在灶神的形象上很早就有了老妇之说,将灶神与先炊之神联系起来，人们用盆、瓶等炊器盛装食物，作“老妇之祭”（见《礼记?礼器》郑玄注）。汉代，灶神有了新的形象。在方士的鼓动下，汉家皇帝“始亲祀灶”，当然那是炼丹的“仙灶”。儒家文化人对灶神为老妇之说，予以否认，认为灶神是王者所祭，祭祀的是神圣有功德之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女性当不起这样的祭祀，他们不仅在社会上将妇女驱回闺阁，在神灵世界里也尽量以男性取代女性。东汉时的灶神已经以男性为主，出现了灶神夫妇，男名苏吉利，女叫王拎颊。灶神的女性形象在民间信仰中一直若隐若现,《庄子?达生》篇称“灶有髻”，晋人司马彪采录民间传说释“髻”，“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唐朝这一传说仍有流传，并且添加了新成分，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他还有六个女儿。灶神姓张，与天上的玉皇攀上了亲戚，这与道教系统整理神仙谱系有关。灶神家庭的出现，反映世俗社会伦理意识的增强。无论灶神如何变化，他始终离不了女性的陪伴。由于腊日祀灶与季冬行傩有关，后世人们又称灶神夫妇为傩公傩婆，也叫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女性形象的不易抹去，既有信仰传统的原因，也与女性在居家生活中的家务分工有关。由于男权的扩张，中古之后，在灶神家庭中女性成为配角，在祭仪中，女性被剥夺了祀灶的资格，俗有“女不祭灶”之说，如宋人所咏“男儿酌献女儿避”（范成大《祭灶词》）。
灶君的名称在战国时已岀现，当时有人说晚上“梦见灶君”（《战国策》赵策三）。据《梦书》解梦说，梦见灶神，担心娶妇嫁女。可见此时灶君信仰与人间婚嫁有关系。灶王的敬称大约出现在道教发展的唐朝，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祠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唐诗纪事》六十），描述了夜晚取镜祭祀灶神的情景。灶神由君而王，它不仅仅是称呼的变化，表明灶神职司的扩大与地位的上升。民间至今仍有“二十四夜敬灶王，供上糯米打白糖”的俗谚（孝感）。
以司命称灶神，是灶神神格的新变化。司命本来是文昌宫星神，主司人寿。古礼有槱燎之祭，积薪燔柴祀司中、司命。司命星神在汉代属于郊祀的对象，由“荆巫”祠祀。东汉时期民间“独祀司命”，这时的司命已偶像化，人们将一尺二寸长的木头刻成司命神像，无论行居都要奉祀（《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由于司命祭祀方式是积薪燔柴，烟熏火燎的祭祀使人们易于将它与灶神发生勾连。魏晋时期，灶神中开始接纳古代司命信仰。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灶神在每月的最末一天，都要上天报送一次人间过错，罪过大的人减寿三百天，罪过小的减一日。人寿原本由司命执掌，这时灶神却接过司命的职责。正是司命与灶神职责权限的混淆，后世民间才将灶神径直称为司命。司命在民间地位显赫，在南方乡村农家中堂上仍能见到“本门宗祖”与“东厨司命”并列的神位。
魏晋以后的灶神成为天神监察下界的耳目，他常驻人家，与百姓朝夕相处，监视着民间的一举一动，民间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碰碰，人们担心灶神打小报告,于是跟灶神套近乎,俗称“媚灶”。向神灵献媚是民间信仰中的常见方式，不过在灶神祭祀上，表现得更为生动。由于灶神与人关系紧密，人们对他既敬重又亲昵，常常在奉献祭品的同时，对灶神进行着善意的调侃，甚至戏弄。祭品，各地各时期不尽相同，但荤类不外鸡犬羊猪等，素类有麦芽糖、糯米团、瓜果枣豆等。汉唐时就已用猪头祀灶，据说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杂五行书》）。宋代民间依然传承着这一祀灶习俗，即使贫寒之家也不能免俗。穷愁潦倒的吕蒙正乡居时，逢腊月二十三日祭灶，蒙正不得已向屠户赊肉数两，当时肉店老板不在，老板娘可怜他，赊与他了。屠夫回来知道此事后，很生气地找蒙正要肉，这时肉已在锅，屠夫竟捞起而去，蒙正叹息，因焚诗代胙。诗云：“一炷清香一缕烟,灶君今日上朝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嘉义县志》）一般人家在腊月都认真地上演着祀灶短剧，范成大《祭灶词》对此有细致的描绘：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范氏以诙谐笔调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饶有趣味的祭灶图，宋人以这种请吃请喝、“送红包”的形式贿赂灶神，让他醉饱上天，不要议论人间长短,回来时最好还带些资金来。宋东京（今开封）人祭灶更简捷，在灶上贴灶马，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东京梦华录》）。这是让灶神醉醺醺地上天，糊糊涂涂地交差了事。但老让灶神这副醉汉模样，似乎也不太合适，于是人们又采用了另外的方式，用胶牙饧即麦芽糖祀灶。“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明陈荐夫《祭灶行》），这种粘度极高的糖，不仅粘住了灶神的嘴，也甜了灶神的心。这样灶神就应人们所请：“好事传上天，坏事丢一边。”对于不吃请的灶神，人们也有预防的办法。据说灶神平时要记人间过错，屋尘是他的记事本，为了去掉灶神的备忘录，人们在祀灶这天同时“家皆扫屋尘”。扫尘本来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大年，民间却将它与祀灶活动串连起来，赋予它以民俗意义，民间信仰就是这样服务着民众生活。
后世灶神信仰不仅复合了星神崇拜的内容，还将古代岁末行傩驱疫的时季仪式归并到了灶仪中。“乡傩礼失求诸野，小鬼应犹畏灶君"（元?方回）。元明以后，人们称腊月的驱傩为“跳（音条）灶王”或“调灶王”。每到岁末贫者和乞丐三五成群，扮成钟馗、灶神到人家乞讨，这种假面驱傩，登门“逐疫”的仪式是古代腊日的主要活动。清代江苏地方的“跳灶王”，从腊月朔日起，至二十四止（顾雪亭《土风录》）。通过祀灶的一系列活动，达到“正神送上天恶鬼驱出门”的目的，实现日常时空的净化。
年前的去旧是为了迎新，在旧已去新未到的休废日期间，即灶神等上天换岗的那段日子，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民间有“乱岁”之说,在“乱岁”的日子里，人间无神管辖,人们办事可以自由选择时日，尤其是婚嫁大事，吴地将这段时间操办婚事的，称为“趁乱岁”。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的。由灶神信仰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明了传统中国民众处理问题的一般方式，他们对待管制者并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抓住他们的弱点，采取种种手法对其作适宜的控制与利用。民众信仰既功利实用，又符合生活逻辑，虽然有时显得滑稽，但不免令人警醒。
文章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原文刊于《文史知识》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