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我在报社就“站错了队”,成了保守派。解放军进驻报社支左,对我们这一派不支持,整个组织被打散。但我心里不服,也不写悔过声明。东北林学院造反派围攻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要给我开开窍,我不怕,反而更加理直气壮。于是我被造反派安排到印刷厂装订车间,边劳动边检查。不久,又叫我去参加“学习班”。起初我还以为是好事,哪承想没过两天,矛头就指向了我,说:“贫下中农站错队是认识问题,你站错队就是本质问题。”最后叫我考虑交代“内人*”问题。这真是当头一棒!什么是“内人*”?我怎么会是“内人*”?如果说我“站错队”,可能是看不清、辨不明,可我也是一心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这和“内人*”有什么牵连?
我被清除出了“学习班”,回车间交代问题。我找军代表申诉说我不是什么“内人*”,军代表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因当时挖“内人*”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只叫我有问题就好好交代,态度还是很好的。时间不长,挖“内人*”就在全内蒙陆续开始了,而且势头异常猛烈。牙克石林业局宾馆有个姓包的女同志,受不了连轴转审讯的折磨,梳洗好了之后,唱着蒙古歌,就从楼上翻过栏杆跳楼自杀,结果摔成重伤。
一天晚上,我对丈夫阿思都说:“看来这一劫是躲不过去了,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你在林管局蒙古族同志之间说过什么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有过什么聚会吗?”他说:“不知道。”我又说:“那要是真把你隔离起来,几天几夜地审讯,你能受得了吗?”他说:“哪有那么没原则的事!”
▲本文作者在报社校对岗位工作了30多年。图为上世纪50年代作者工作照。
我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天,我和姜某关在一个很冷的屋子里反省,姜说:“听家属在街道开会回来说,少数民族99%都是‘内人*’。”我说:“要真的是,就交代,也没什么;可就不知道怎么是,交代什么?”她接着说:“他们让我揭发我丈夫和一些人的关系,我该怎么写?”我说:“有什么你就写什么。”没想到到了车间叫我交代“内人*”时,姜某马上站起来说:“你自己说你是‘内人*’。”我当即反驳:“那是你说的99%都是‘内人*’,我没说自己是。”她愣了一下,马上坐了下去,再也没敢和我当面交锋。
挖“内人*”在各单位全面展开,林管局召开大会,被“挖出”的人上台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报社印刷厂书记上台交代了自己是“内人*”,接着,就有人上台承认是书记发展的。还有的人描述怎么接头,系什么腰带,说什么暗语,绘声绘色的。我为此也相信:真的有“内人*”,可我真的不是。
几天之后,丈夫被单位告知回不来了,十几岁的儿子也被林业中学专政了,在林业小学上学的二女儿也进了“可教育子女学习班”,对我的批斗也开始不断升级。
儿子的主要罪状是:他住的屋子里书架上有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员的修养》);他还和同学说过:苏联领土大、钢铁多,就说他崇修。儿子不服,顶撞说:那是课本上说的。因父母都是“内人*”,就叫他交代外围组织。我儿子的“档次”比他爸爸高,在学校是和书记、校长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一块挨批斗,一同关押在地下室。林管局开大会批斗最大的走资派时,他也站在台下陪斗。当押进会场时他排在最后,而押出会场时,他就成了排头。他在前头不快走,也不低头,手还抄在大衣兜里,几次挨过押解人员的枪托。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我真担心他年龄小,脾气犟,不服软,要吃眼前亏的。可当时一切消息都被封锁,只有心中无限的牵挂。
对我的批斗还在不断升级。一天晚上,造反派组织进厂不久的年轻工人对我加强围攻。这些斗争热情极高的骨干分子,轮番给我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我也不往心里去,面部也没有什么表情。他们问我:“人家说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念一遍汗流浃背,念两遍痛哭流涕,你怎么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我说:“我又不是杜聿明,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参加革命时比你们现在年龄还小呢!我能有什么事?”
这时,在不远处车间里正在审报社采通组组长。我此时突然意识到:他们是想把我和采通组组长连起来,我承认是“内人*”后,再交代出我们一起“站错队”的人,从而打开报社挖“内人*”的突破口。我知道这位采通组组长是名副其实的内蒙古人民革命*老*员,我要和他连在一起,就怎么也说不清了。这样折腾了多半夜,审讯我的那些人已坚持不住了,想休息又怕我出事儿,就把长椅子堵在门口,几个人东倒西歪躺下睡了。可我有打夜班的本事,不困,我便采取不断上厕所的办法“折腾”他们,让他们反复起来躺下、进进出出。直到次日清晨,他们没有什么新“战果”,只能放我回家,还煞有介事地对我讲了些“不要自绝于人民”的大道理。我心想:你们真是瞎操心,我才要好好地活下去呢!
年春,本文作者(左一)在牙克石林管局报栏前观看批判报道。图中小孩为作者小女儿。
我迎着晨曦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不知怎地,我心底突然翻出“成吉思汗”这个词,不由得扶住一棵树,哭出了声……我是个从来没有过民族主义情绪的人。
报社里到处挂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大横幅,各种标语口号挂满墙,挖“内人*”的声势越来越大,批斗升级,经常推来搡去或踹上两脚。我想,我的“问题”这样是拖不下去了。在这关键时刻,我回到家时,两个姑娘哭着指问我说:“我爸是‘内人*’,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原来那天管理局来人,叫两个姑娘去给爸爸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说他爸爸进屋就向毛主席请罪,承认自己是“内人*”。我听后,心里反倒明白了,也坦然了,思考片刻后和孩子们说:“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真的不是‘内人*’。现在,既然你爸爸承认了,明天你们去时就直接告诉你爸爸,就说:‘我妈都交代了,是你在歌舞团时发展我妈的。这样你爸爸就明白了’。”大女儿哭着说:“妈你怎么能这样?我爸都什么样了你还害他!”我耐心地解释:你爸既然承认是“内人*”骨干,多发展一个对他也不会有影响,这样我在报社也解脱了,还能保护报社一些人。我如果乱咬别人,相互又不能通气,对不上口,都受罪。这样一切都由咱们自己家人承担吧。两个女儿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
二做通了孩子的工作,第二天,我在报社“敦促大会”上主动承认我是“内人*”;瞬间,会场的气氛和态度都变了。整人的头头儿首先让我坐下,后又给我倒水,并叫我慢慢说———只要好好交代,就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我“交代”:我丈夫阿思都在林业文工团期间,有一次回来和我说:有个“内人*”组织,你也可以参加。我问是干什么的,他说就是蒙古人在一起相互联系,对民族有好处。我表示:那我也参加。以后文工团解散了,也没有搞过什么活动。此时,在场所有人都表现出极度的失望和愕然。问我:“就这么简单?”我说:“不是说一支烟、一碗水就能拉拢一个阶级兄弟吗?两口子一起是‘内人*’可不就这么简单吗!”以后几经审问,我都没有改口。
林管局阿思都那边也交代发展了我,他是“内人*”骨干分子,开始也是死不承认,受过各种酷刑,头发都几乎被揪秃。他上面有过去在林业文工团时的书记咬他,下面有林业小学的教师当面指证是他发展的,他知道林管局上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内人*”组织,不得不承认了。
到年末,是“内人*”分子限期登记的最后期限,这一夜都不让回家。整个报社的人又都重新审查,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吼叫。我知道了报社*组织变成了“内人*”,我不是*员也得签字。很多说法和做法都是自相矛盾的,但只要是挖出了“内人*”,就是胜利!
在深挖“内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又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印刷车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报纸是原版印刷,有时铅字会被胶滚带出来。正好在印学习材料时,把一个跳出来的铅字放错了地方,“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射毛泽东思想”,这就开始全面追查。因为这事和我们这些被专政的人没有关系,就让我们坐在指定的地方想问题,这样反而有点可以喘口气的感觉,以宽松的心情在观望、在等待。
三四天后,全报社召开了“揪出×月×日事件反革命分子大会”,突然以“喷气式”方式押上来的竟然是工人王某。因为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好,还有点口吃,在文革中他到处刑讯逼供,这样的人竟成了“反革命”?原来,当天那台印刷机是他操作的。他当场交代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他的黑后台就是报版车间主任。随即,报版车间主任也被“喷气式”方式押上来示众。这起“反革命事件”就这样画上了句号。王某当时被打后扔在水泥地上没人管,半边臀部烂得都没了肉,还多亏进驻后的“工宣队”医院,不然引发败血症就没命了。后来落实政策时王某要公伤待遇,没人理他;他求我,我还帮助他写过申诉材料。唉!都是受害人啊!
另一件事是会计孟庆兰,她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平时话很少。有一天上班时,也是该着,她没话找话地说:“昨天我儿子问,判处刘少奇死刑,什么时候执行呀?”坐她对面的出纳王某是造反派,当即指着她叫喊:“你是反革命!你说的是毛主席!”孟顿时傻了眼,急忙说:“小王,我有罪,我该死!”又赶快跑到军代表处哭诉着向毛主席请罪,但是当时谁也不敢再重复那句话。孟就这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她哪经过这样的阵势,恍惚中差点儿卧了轨。
一个刚“结合”进来的先进分子,喊口号时把“谁要是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拼”字喊成了“亲”而成了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事举不胜举,闹得人心惶惶。上班时谁也不敢单独进车间,因到处都有印着毛主席头像的废页,若踩上了谁的脚印,那还了得。真是危机四伏!
“工宣队”进驻报社后,又掀起了一轮重审“内人*”分子的战斗。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站在黑暗的走廊里等候提审,一位“难友”小声对我说:“这回好了!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这回咱们不是就不是了。”我对他说:“你就别管谁派来的,是就是吧,别推翻。”随后就把我叫进屋里,这个房间是“武斗”时期的产物,窗户都用砖砌上了,桌子上还点着多根蜡烛,四周站着许多人,桌后坐着几个主审官,还有专门的记录员。烛光摇曳,人影朦胧中,我突然感到:这不是在演戏吗!当时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不知道,恍惚中听到一声:“你怎么还笑不滋的呢?”我这才回过神来。接着就是审讯的例行程序,姓名、年龄……又问你是哪儿的人?我答:“内蒙人。”“怎么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在场的政教组组长说:“她当过演员,会装。”接着又是让我交代加入“内人*”的过程。问“有没有逼供信”?“没有”。问“是不是自己交代的”?“是自己交代的”。最后,还得沉痛地表示悔过:“辜负了*的多年培养……”可我实在挤不出眼泪,还得装着抹眼泪,接受要重新做人的“教诲”。这是最后的审定,我属于被宽大处理的一类人。
▲年3月的全家福照片。左起:次女黎丽、孩子的叔叔、儿子聪丛、丈夫阿思都、长女博明、本文作者。前面小孩为三女博明妹。
接着,“工宣队”给我们这些被宽大处理的人办学习班,我们几个“内人*徒”又见面了。我见到那位“难友”就悄声问他:“你怎么也来了。”“唉!别提啦,又挨了一宿收拾。”学习班中除了我们几个蒙古族人外,还多了两个汉族人,其中一个是原先掌握报社*政大权的头号人物,当初我们这些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现在他也进来了,脸上的表情不大自然,也不敢正眼看我们。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几个“内人*徒”都没咬报社的人。报社*支部的“内人*”是袁某交代出来的,也是被逼无奈吧。在学习班上,袁某交代报社“内人*”组织委员是乌某。我心里很反感,为什么自己交代了还把主要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反正大家都是在编瞎话,我也可以编一套。我就说:“我记得袁某才是组织委员,乌某要组织‘内人*’,谁听他的?我还信不过他呢。”我的话得到一致赞同。第二天,袁就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是组织委员,不知道他是否受到了个别“教育”。在学习班中,我们又一致揭发冯某是“内人*”,说冯积极挖我们是为了保全自己。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全成了积极分子。再揪出来谁,我们就叫他快承认,这样也是为了他们免受皮肉之苦,相互都心领神会。这时,林管局的挖“内人*”也是打一个是一个,速战速决。
当一种“罪名”已经可以随意加在任何人头上时,人们的心里就没有罪恶感了。
三年4月,*的“九大”召开,全国一片欢腾,我心里也似乎抱有一线希望。当晚出来观看焰火的人很多,借着夜色,两个女儿背上妹妹,到林管局南三楼窗下看望关在一楼小号里的爸爸,当小女儿看见他爸爸时,声嘶力竭的哭声划破夜空。她爸爸在里面示意叫她们快点回去,孩子们看见他也是满眼泪水,便赶紧走开。
在丈夫关押期间,我每周必让孩子送5根麻花、1瓶炒咸菜。不让多送时就拿回来两根,这样对关在里面的人也是一种慰藉。有的看管很严格,一是得检查;二是有的东西不让送。二姑娘胆子大、敢说话,有时发现看守不在,就直接把东西送进去。林管局一位姓陈的是看管之一,孩子每次去他都态度很平和,也不刁难,有时还让孩子把东西直接送进去。可见,在当时那人人自危的处境下,还是有善良、正直的人啊!
我们既然成了被宽大的“内人*”分子,思想和行动上也就宽松多了。有一次,我单独和一位“难友”的爱人上厕所时说:“我看这件事不出两三年,肯定会解决的。”因为我坚信*的政策绝不会让这么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历史不容捏造,清白不能玷污。我心中始终怀着希望。
我的估计还是保守了。年,正当五月和风吹来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中央对“内人*”有了文件,但还不知道详细内情。这时我就写了一个小纸条,放在尖椒里,插在咸菜瓶中间,让二姑娘给他爸爸送去,叫他心里有个底。这个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在“黑帮”大队的人中间也传开了,真有点儿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紧张。因为在“九大”后不久,我丈夫阿思都就离开了小号,集中关押在*校的红楼里。我上班从小胡同出来,有时能看到楼上的窗户里,阿思都在向我示意。
“内人*”问题平反后,本文作者(左四)与运动中的“难友”们相聚合影。
每每于此,我的泪水便夺眶而出。我赶紧快步走开,擦干眼泪,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怕被人看见,倒不是怕被打“小报告”,而是怕自己不够坚强。
年5月22日,毛主席对内蒙古挖“内人*”运动有了批示:“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了,停止挖‘内人*’。”之后,流放在小孤山林管局农场的“黑帮”们也陆续放了回来。但是还有得不到消息的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内人*分子”的张副局长,就在年6月2日上午,从林管局南三楼跳楼自杀。当时,阿思都和冯某正在北楼大门外语录牌下坐着,只见一个“东西”从楼上滚落,当认出是张副局长时,就来了几个人医院。医院一看是“走资派”,没人给输血,也不积极抢救。就这样,这个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老*员,死在了“解放”到来之前。
“内人*”真正平反还是在年6月左右。有一天,我们正在山上劳动,通知说晚上召开平反大会。我没有激动,更没有欢呼———中央早已给我们平反了,为什么一年后才给我们具体落实?
当晚的平反没有我的名字,宣布他们是给贫下中农平反。哪有这样的规定?我当即站起来大声质问,“*中央、毛主席早已经给平反了!我要有问题你们给定案,查不出问题你们怎么办?”气得主持人大喊“散会”!当大家默默走出会场时,一位姓孙的老工人小声对我说:“你不说话就不行吗?”我说:“不行!我就是要讨个公道。”就这样,我又被挂了起来。
报社编辑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中为了“掺沙子”调进一批工人当编辑。因为不胜文字工作,报纸质量长期上不去;后期,逐步恢复了部分老编辑的工作。这时,结合进革委会的一个人找我,让我去印刷厂劳动,我问为什么叫我劳动?他说:“抓革命、促生产嘛。”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和我无关。我要的是结论,给我定案。就是去监狱我二话不说,不然我哪儿也不去。”就这样,我的事又拖了一年。
我参加革命较早,懂得*的政策,遇事有抗争精神,也能坦然面对问题。我知道自己历史清白,没有致命的短处,更没有复杂的经历和可供人怀疑的地方,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毛病,但我绝不反*、反社会主义。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也享过福,挨批挨斗也能坦然接受,因为文革中,许多出身好的人也难逃挨整的命运。工人出身的装订车间主任是大连人,只因她留有一张4寸大的婚纱照,还有一段给日本人看孩子的历史,就得交代问题。我俩关在一起反省时,她只是哭,我就安慰她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并告诉她应当怎样对待自己。
所以,我不冤,我也不怨,可精神的折磨、人格的践踏胜过了肉体的摧残。无端被怀疑、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身背莫须有的罪名,我想不通,整夜失眠,痛苦地熬过一个个漫漫长夜,我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后曾转院到哈尔滨就医。
文革后期政治形势开始有些缓和。工会主席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整你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当初报社到赤峰搞外调时,有一个曾在自治学院学习过的在押犯交代:那时自治学院特务组织的组长是一个女的,姓萨。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一不姓萨;二不是自治学院的学员。我年5月入承德冀热辽建国学院,由于国民*的全面进攻,我们千里跋涉,展转围场、多伦,徒步行军,一直撤到林西完成学业。当时我还不满16岁,我上哪儿去当“特务组长”?整我没有原由,我心里更有底了。
这时,报社总编恢复工作后找我谈话,主要意思也是让我出来工作。他说:“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可我打断他说:“过去咱们也是老同志,谁也保不了谁,不是都照样挨整吗?”我还是坚持要结论。在我的坚持下,终于等来了一纸证明:“沙兰同志不但没有问题,还是一个很坚强的革命同志。”这是恩格同志出具的证明。恩格是我的同乡,也是建国学院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下乡、一起行军撤退、一起躲避敌机的扫射。那时我年龄小,恩格处处关照我。后来,他到包头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由于恩格的证明,我终于洗清了政治上的不白之冤。
我恢复工作后,在领导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时,我表示还是做我的校对工作。这期间又遇到了一件事,编辑部上报一批科级干部,名单上有我。可是,报批回来宣布时竟然没有我,连整过人的冯某都任了政教组组长,而我被任命为“校对负责”。我问:“负责是哪一级?这么大一张报纸我负责?没职我就没有责!”话说了,气也出了,可工作还是得照样干。
一直到年,全国普遍调整工资,人家问我是正科级还是副科级时,我连自己什么时候提的科级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当初报社报批科级干部时,名单落在了一个造反派头头儿手里,他当即把我的名字勾掉,说:这个人有问题。我和这个头头儿并不相识,可能我这个不驯服的性格惹的麻烦吧,也许是派性依然在作怪。
▲年的全家福照片。左起:小女儿博明妹、儿子聪丛、本文作者、丈夫阿思都(七十寿辰)、长女博明、次女黎丽。
后来,“内人*”落实政策给经济补偿时,我的标准也定得最低,仅元。我又提出:这标准是根据什么定的?是以打多少下、关多少天计算吗?为什么挖“内人*”时最先揪我,几年不给平反也是我?如能说清理由我一分不要。最后竟给我补了最高的元。其实我争的就是一个理。
我的最大“失误”是“内人*”认定公伤时,政工科同志找我谈话,说:报社只有6个指标,我当即表示:应该先考虑受伤严重、关押时间长的同志,毕竟我比别人受的罪少。过后,我就不再过问此事,我一直相信和依靠组织。过了很长时间后,许多人知道我没有伤残证都感到惊讶,因为一些整人的人和很多家属都有了伤残证。一次,林管局当初管公伤认定的善某和我说起这件事,他惊讶地说:你没定公伤,怎么不早说?当时我怎么也能给你一个指标呀!我说:算了,反正我看病全报销。凡这些事我都不会往心里去,其实健康、快乐地多活几年都有了。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国家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也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当一切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得以消除,我依然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文革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在政治重压的年代,能检验人的品格、耐力、机敏和勇气。记得在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到了你能把痛苦的往事,像谈不相干人的故事一样,幽默、轻松、超脱地向人们娓娓而谈的时候,那也就是你们觉悟了的时候。”现在我似乎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伤害过我的人,都以宽容之心对待,并与之共事十多年,我们都是以团结为重,以工作为目的。有的人也不断向我赔礼道歉,我以微笑置之,不计前嫌。这一切不能归罪于个人,只能由那段历史来负责。
来源：《文史精华》年11期，作者沙兰（女,蒙古族,年生于内蒙古原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年就读于兴安女高。年在克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冀热辽建国学院、内蒙古军大齐齐哈尔第二院学习。年从内蒙古日报(东部版)调牙克石林业报社。曾任校对组组长、出版部主任、主任编辑。牙克石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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