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文｜安小庆
编辑｜金桐图｜安小庆（除署名外）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距离北京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
